科技日報記者 都芃

一個雙人布沙發、一張桌子、兩把椅子，還有搬到哪兒都帶著的書柜……在王淦昌小女兒王遵明家的客廳里，簡單的幾件家具透露出樸素的生活氣息。“受父親的影響，我們對物質條件要求都不高，已經習慣了。”王遵明說。

5月28日是核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王淦昌誕辰118周年。回憶起父親的生活，王遵明說：“他把所有精力都獻給了國家，獻給了核科學事業。”

年幼時，由于王淦昌長期在國外學習工作，王遵明對父親的記憶很模糊。1956年，王淦昌前往蘇聯杜布納聯合核子研究所工作。忙碌的工作之余，他只能通過寫信的方式關心著遠在國內的家人。“父親那時候很忙，沒有時間寫長信，但我記得他曾從匈牙利寄回一張明信片，背面有簡單幾句話，關心我們的身體，叮囑我們要珍惜時間，認真學習。”在王遵明的印象里，這是王淦昌送她們的為數不多的“外國貨”。

1961年，王淦昌結束在蘇聯杜布納聯合核子研究所的工作，回到國內。當時國內正值三年困難時期，王遵明營養不良，身體出現浮腫。“原本以為父親能從蘇聯帶回些營養品、工資，改善一下家里的生活，但沒想到他兩手空空、身無分文就回來了。”王遵明后來得知，原來父親在回國前，將他在蘇聯工作期間積攢的全部工資都捐給了大使館，希望能夠為困難時期的祖國盡一份綿薄之力。

回國后，王淦昌迎來了人生重大抉擇。中央希望他能夠改變自己的研究方向，參與核武器研究。彼時，他剛剛因在世界上首次發現反西格瑪負超子蜚聲國際。但王淦昌沒有絲毫猶豫，鄭重許下了諾言“我愿以身許國”。此后17年，王淦昌化名王京，消失在了眾人視野中。

參與核武器研究后，王淦昌離開北京，與家人聚少離多。短暫回京也多是為了匯報工作、查找資料，留給家人的時間少之又少。“父親說，顧好大家才有小家。”王遵明記得，在父親隱姓埋名的17年里，他只和家人共同出游過一次。“那是1969年10月，那天天氣很好，父親心情也特別好，他百忙中抽空帶我們去了香山公園。”王遵明向記者展示起那次出游時留下的珍貴照片。照片中，60多歲的王淦昌看起來精神矍鑠，意氣風發。如今翻看這些照片，王遵明依然能夠回憶起當時一家人少有的相聚情形。

王淦昌對物質生活沒什么過高追求，“錢夠用就行”是他常說的話。家里的一套老木制家具跟著他搬來搬去幾十年，一直用到臨終前。除公事外，王淦昌極少在外吃飯，招待客人也只在家里吃些家常菜。“父親的生活里沒有那些熱熱鬧鬧，他所有的精力都在科研上。”在王遵明看來，父親的生活簡單、單純，甚至有些單調。

對個人生活沒有要求的王淦昌對周圍人卻是熱情慷慨。他曾將自己因發現反西格瑪負超子獲得的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獎金全部捐獻給了原子能所子弟學校。1986年，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成立“王淦昌基礎教育獎勵基金會”，王淦昌又捐了4萬元。

王淦昌愛才、惜才，對待青年人才總是想盡辦法呵護、關愛。王淦昌的學生、中國科學院院士王乃彥曾患有眼病，王淦昌心急如焚，反復跑到醫院向大夫詢問情況，叮囑大夫一定要努力醫治。王淦昌的另一位學生、中國科學院院士丁大釗此前患有腎病，需要腎移植。王淦昌同樣跑遍各大醫院，想盡一切辦法為他醫治。但當王淦昌自己生了病，學生帶著禮物探望時，他卻嚴肅地告訴學生，不要帶禮物，這是浪費錢。他說：“對我最好的禮物就是你們做出科研成果。”

晚年退休后，王淦昌依然閑不下來，不遺余力推動我國核事業發展。1985年3月，中國大陸第一座自行設計、建造的核電站在秦山開工建設。從立項初期，王淦昌就一直關注秦山核電發展，面對要求從國外引進的呼聲，他堅持“現代化是買不來的”，必須自力更生。

同時，他也一直追蹤國際科技發展前沿。1986年3月，王淦昌與王大珩、楊嘉墀、陳芳允等4位老科學家聯名致信中央，提出《關于跟蹤研究外國戰略性高技術發展的建議》，“863”計劃就此誕生。

“原來父親最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真不容易、真不簡單’，我現在理解他們當初面臨多少困難了。”王遵明說，如今的科研條件已今非昔比，但她希望青年科學家仍然能夠傳承老一輩科學家艱苦奮斗的精神，全心投入，為國家科技發展作出更大貢獻。